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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柏坡时期如何力戒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
2017-10-09 16:06  

  “石门封锁太行山,勇士掀开指顾间。尽灭全师收重镇,不教胡马返秦关。攻坚战术开新面,久困人民动笑颜。我党英雄真辈出,从兹不虑鬓毛斑。”   

  这首镌刻在石家庄解放纪念碑上的诗,是朱德总司令为庆祝我军攻克石家庄所作。开创我军夺取大城市先例的石家庄战役,凝结着朱老总的大量心血。  

  1947年5月中央工委到达西柏坡后,朱德集中精力指导晋察冀的军事工作。经过深入调查,他报请中央批准组建了晋察冀野战军,并成功组织了清风店战役,彻底扭转了晋察冀军事斗争局面,解放石家庄的条件日趋成熟。  

  为总结清风店战役经验,探寻解放石家庄之策,1947年10月底至11月初,年逾花甲的朱德只带了几个人,乘一辆吉普车,从西柏坡来到安国,与晋察冀野战军各级干部广泛接触。石家庄战役打响前,他要求留在前线指挥,后经毛泽东劝说,才转移到冀中军区所在地河间。战后,为及时总结推广石家庄战役的经验,他在晋州侯城村一连四天与连排班干部战士座谈,据当时临时担任其秘书的何其芳回忆,四天之中,朱德先后与31人促膝而谈。  

  随后,他又不顾敌机轰炸和战后秩序较乱,冒着危险,踏着焦土,迎着寒风,视察了石家庄的军事设施、炼焦厂和大兴纱厂等。接到朱德关于石家庄战役经验和城市管理工作的汇报信后,党中央和毛泽东高度重视,立即将此信向各中央局、野战军转发,要求遵照执行。  

  “深入细致、客观全面的调查研究和分析论证,是科学决策的先决条件。在西柏坡时期,我党特别重视实事求是。可以说,正是因为实事求是、求真务实,才为政策制定得好、执行得好、取得的效果好打下了坚实基础。”省社科院邓小平理论研究所所长王彦坤说。  

  求真务实,就要听真话、摸实情。全国土地会议开幕会上,刘少奇明确要求:“这个会议不拘形式、自由发言,报告也不拘任何形式,也不要呼口号,也不要鼓掌,或什么三鞠躬,有什么讲什么,主张什么讲什么,是好就说好,是坏就说坏,老老实实。我们开一个老实会议,以老实的态度作风来开这个会。这样才能讨论问题,解决问题。”他还曾多次深入滹沱河沿岸农村进行调研,有时开会晚了就睡在老百姓家的土炕上,有时同县里的干部彻夜长谈。  

  这种亲力亲为,是当时党的高级领导人普遍拥有的工作作风。毛泽东曾指出:“重要的文件不要委托二把手、三把手写,要自己动手,或者合作起来做”,“一切依赖秘书,这是革命意志衰退的表现”。他从不轻易让秘书代劳,总是亲自动手起草文电、报告,撰写文章。据《毛泽东年谱》记载,西柏坡时期,毛泽东的文电、讲话、谈话、书信等大约有390篇之多,数十万字。这些文献大多留有手稿,是他亲自撰写的。  

  对工作的极端认真负责,其结果就是对各种情况了然于胸。张志平编著的《感受西柏坡》一书中,记述了西柏坡时期曾在中央军委作战室工作过的张清化的一段回忆:淮海战役中黄维兵团被歼第二日,他们就搞出了战果明细表,送到毛泽东案前。“错了!”毛泽东用指头点着,“你们多算了一个团。十八军的骑兵团就不在被歼之列嘛!”张清化在回忆中感慨道:“毛主席决不允许有弄虚作假的现象。”  

  “毛泽东对数字的重视,绝不是心血来潮。因为他要印证‘九月会议’做出的战略决策能否早日实现。”康彦新说。  

  1948年9月8日至13日,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,即“九月会议”,会上明确了我军的战略任务:由游击战过渡到正规战争,建设五百万人民解放军,歼敌正规军五百个旅(师)左右,五年左右(从1946年7月算起)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反动统治。  

  针对党内存在的某些无纪律无政府和地方主义、游击主义倾向,“九月会议”还做出了《关于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》,要求大事必须向中央报告,写报告的态度必须实事求是,知之为知之,不知为不知,切忌敷衍塞责,使报告流于形式。  

  即便有对形势的准确预见,运筹帷幄的毛泽东,依然没有独断专行,而是十分注重听取各方意见,并且虚怀若谷,从谏如流。  

  西柏坡时期,中央五位书记注重团结协作,重大问题一般都是集体研究。在部署三大战役时,中央军委反复和前线指挥员进行磋商,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,随时调整作战方针和军事部署。淮海战役期间,毛泽东起草的发往淮海前线的电报共有64件,有指示、有命令、有商议,也有三次明确告知淮海战役总前委“临机处置,不要请示”,体现了对淮海战役总前委和总前委书记邓小平同志的高度信任。  

  时间和效率是生命,战争年代尤其如此。深入分析研讨和审慎决策,如何同及时快速地反应统一起来?毛主席特别指出,战争时期必须注意每次会议时间不可太长,会议次数不可太频繁,不可沉溺于细小问题的讨论,以免妨碍工作。在会议前,对于复杂的和有分歧的重要问题,又须有个人商谈,使委员们有思想准备,以免会议流于形式或不能做出决定。 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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